赵有兰:吴祖光、新夏风的一些往事

看到吴欢最近在《人物》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回首半个世纪的教师》，我感慨良多，不禁回忆起一些往事。

大约在1950年夏秋季的一天，下班后我去吉祥剧院听京剧。直到我到达那里，我才知道那天的表演不是京剧，而是由新夏风演唱的鞠萍歌剧《索林南歌》。我最不喜欢鞠萍，失望的时候转身回去。这时，附近的一位客人对我说:“听着，这个演员很棒。”我犹豫了一会儿，认为晚上无事可做。自从我来到这里，我就想听听。戏开始了，敲锣打鼓之后，银幕上响起女主角薛香玲的一段对白，告诉女仆如何买嫁妆。声音清脆、迷人，有点夸张。幕布一拉开，剧中人一出现，我就被她吸引住了。我看起来漂亮、优雅、优雅、自然。听她唱歌消除了我对鞠萍的偏见。她的声音完全不同，唱得轻柔而婉转，没有民谣中常见的浓重鼻音，响亮但不刺耳，温柔可爱但不粗俗。总之，这个叫辛夏风的演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无尽的回味。

大约1953年，当吴祖光来到我家，因为祖光是一个剧作家，谈话谈到戏剧。我提到一个叫辛夏风的演员表演了非常好的“索林胶囊”。祖光当时的表情非常惊讶。也是在这一刻，我们认识了祖光哥哥的妻子，也就是辛夏风。从那以后，每当有嫂子夏风的表演，我们都会收到门票:例如，《春香传》、《小二黑的婚礼》、《刘桥的重逢》，包括他改编的京剧《三打陶三春》。但是我看过辛夏风的很多表演，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本人。

1958年，祖光和我的妻子曹新芝都被称为“右派”。大约在春节前十天，该单位人事部门通知“右派”，他们将被送到北大荒军垦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并要求他们聚集在中苏友好协会门前，在北京南部河边，他们的家人只能送他们。在这个特殊的场合，我第一次见到嫂子夏风，她也来给祖光送行。当我们在这个场合相遇时，我们说不出我们是快乐还是悲伤。离开后，有一个漫长的转变和等待。1960年，一些“右派”从北大荒撤到北京。我不知道祖光是什么时候脱下帽子的，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右派”是夹着尾巴做事的。虽然他们偶尔交换电话，但他们很少这样做。

那是大约1963年。一天晚上10点左右，我妻子曹新芝突然接到祖光的电话，要求我们去他家。祖光说，“昙花将于今晚开放”。当时，他的家人住在马家庙的一个院子里，那里种了许多花草树木。它安静而优雅。因为昙花开放时间很短，通常在半夜开放，所以所谓的“昙花很短”，这是很少见的。所以我们立即去了马家庙，看到大约两米高的昙花已经半开了。我记得这一天大约开了七八朵花。雪白的花朵有一个大碗口，散发出淡淡的香味。罕见的昙花非常高贵优雅。这是我见过的唯一真菌。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但是夏风修女生病了。从我们去她家享受昙花一直到她去世，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他们后来搬到了东桥居住。我去过那里两次。一次是在1992年，当时我儿子举办了他的第一次展览，并请吴祖光为展览写一篇序言。展览开幕当天，祖熊光兄弟早早抵达，随后曹新之的老师，抗战时期的石翁艾青，这次见面并摆好姿势拍照，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曹鑫于1995年去世，艾青于两三年后去世。大约在1997年，我去祖光的家东大桥，请他为《曹鑫纪念集》写稿。在这两次拜访中，我没有见到夏风的嫂子。直到她去世，我再也没有见过她。我们这一生只有两面...

这些年来，有多少老朋友乘坐仙鹤西游。在这一代文人的交往中，人们总是感受到真诚而强烈的友谊。他们不常见面，一年一两次，甚至一年一两次。然而，他们不会让友谊无动于衷。他们心中似乎有默契。在他们身上，我体会到了所谓的“绅士间的友谊”，如此轻而有力的友谊...因此，这些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往事，而是萦绕在我心中的。(人民网-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