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简单而有力的历史画卷——我看平剧《凌河村》

辽西荒原上汹涌澎湃的大凌河纵横交错，孕育了无数勇敢豪迈的男人和热情奔放的女孩。大凌河也是作家萧军的故乡“东北作家群”的代表，在第十届辽宁艺术节上，锦州平剧剧团排练的“凌河村”是根据萧军的代表作《第三代》和《八月的村庄》(The Village in August)改编的。剧作家黄魏莹从数百万字“权力、宁静和尊严的史诗”中提取出生动的艺术形象。该结构是一个精致紧凑的戏剧情节，描绘了舞台上一幅简单而充满活力的历史画面。

“一阵风过了山，割下小米和高粱后...折断玉米棒子，三春不如一秋忙……”民谣《凌河村》具有地方特色，首先表现在戏剧文学朴实、流畅、通俗的幽默中。歌词就像大凌河岸边的杂草。它们长或短，任意生长。自然，押韵和歇后语的混合增加了更多的地域特色和个性。细细品味，从整体布局到线条，结构工整、押韵、朗朗上口，特别是其中充满的诗意和激情，让人回味无穷。

《凌河村》塑造了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凌河人形象，主要人物形成了三角形结构。崔萍是个厄运缠身的孤儿。她的父亲给了富有的杨曼·罗钟生命。她妈妈不忍心羞辱他，把他扔进了河里。大凌河的水就像母乳一样，滋养着她旺盛而勇敢的气质。刘源和王成通是村子里的年轻猎人。刘源英俊勇敢，枪法精准，能杀死狡猾的狐狸。王成窝胆小如鼠，尽职尽责，也可靠猎兔求生。因为杨罗钟看到了刘源的枪法，把他当成了家人，崔萍误以为爱上他的刘源被敌人收买，一夜之间愤怒地嫁给了王成...崔萍、刘源和王成这三个高度个性化的艺术形象，不仅支撑了戏剧结构和情节的发展，而且从不同角度形成了东北人的群体性格，赋予舞台一种大胆英雄的东北气质。刘源又凶又凶，崔冰又壮又坦率，王成本很傻。准确而鲜明的艺术形象以及人与人之间合理而有趣的关系支撑着戏剧冲突的发展和情节的进步。刘源不愿忍受屈辱，杀死了富人的炮手，除了去找土匪别无选择。王成也因移交赃物在县政府被捕。后来，受不了杨常勋的骚扰，崔萍不得不上山加入土匪。当她被接纳加入帮派时，她突然大笑起来，喊道:“我是强盗……”这是对她自己生活状况的一种呼喊，也是那个时代最讽刺的控诉。作者正确处理了三个人之间的情感纠葛。虽然它们不是很丰富多彩，但它们却精确地显示在转折点上。刘源从极度兴奋中逐渐默许了他爱人的错误婚姻。他对王成的怨恨也考虑到了邻居的感受。崔萍敢于大胆行动，但并不挑战鸡与鸡结婚的命运。两对夫妇之间日益增长的血缘关系也是由共同生活促成的。

“据说上帝又饿又瞎，世上没有不可逾越的桥梁。普通人就像纠结的草。你可以在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忍受它。如果你愿意，你不能死。”在和玲村面前，他们大多展现了东北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意识:敢于爱恨，爱恨分明，勇气和决心。在这个看似随机的进程中，和玲村的冲突是极其等级化和有序的。刘源和王成射杀了杨常勋，但他们悲惨的生活并没有结束。日军入侵锦州市，王成和他的村民死于日军枪口下。幸存的徐平投奔了志愿军。士兵们杀死了杨罗钟...这部戏的第一部分是关于兄弟和邻居之间的仇恨，各行各业之间的仇恨，而第二部分是关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将主题升华为民族仇恨和家庭仇恨。在戏剧的结尾，它象征着一个民族的觉醒，显示了东北人民对生死的选择。正是这一清晰的进程进一步升华了戏剧主题，但与此同时，也有相对清晰的趋同痕迹。

“凌河村”阶段并不注重创造典型情境。在黑色天幕上，主题被浓缩成视觉符号，如神秘的北方天空和闪闪发光的大凌河水。这片看似模糊不清的空白，是一个梯级山脊或一座村庄的房子。两边缠绕的古树象征着剧中人的生命意识，它们也应该呼应他们的歌唱:“活着就是活出自己的样子，就像山顶上的大松树，不怕闪电、雷声和大风。”“凌河村”的舞台空间是空的，但由于“现代歌舞叙事”的表演手段，戏剧的时空是满的。传统歌剧强调给演员带来环境。现代歌剧的舞台表演力求用歌舞形象代替硬场，拓展了传统歌剧的理论内涵。“凌河村”的歌舞队融为一体，不仅是邻近村庄的群体形象，而且产生了分离的效果，使舞台的时空过渡自然流畅，层次丰富，气势厚重。“凌河村”的歌舞手法与该地区的歌舞元素十分默契。萨满祈雨的歌舞势头很大。民歌、秧歌和民间舞蹈在形式和内容上融为一体。“凌河村”的音乐很好地坚持了平剧的本体特征。它的乐器以民族乐器为主，辅之以西方乐器，演奏平剧丰富而极具特色的乐章。它响亮而不单调，宏伟而不嘈杂。迷人的唱腔和呼应的合唱以及评论歌曲在幕间的变奏共鸣，板胡、琵琶、唢呐和小提琴、号角和单簧管都是和谐的交响曲，就像汹涌澎湃的凌河，层次丰富，刚柔相济。

“凌河村”的审美追求不是华丽时尚，而是现代意识与乡土气息相结合的“再定位”。这表现在文本的通俗性和诗意性，人物的简洁性和简洁性，以及对歌舞叙事的现代探索。有起有落，汹涌咆哮，浑浊的海浪排空。大凌河水充满了东北人民的生活激情。民谣《凌河村》也呼应了传统戏曲的现代转型潮流...

(作者是沈阳艺术学院研究员兼副院长)郑魏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