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一个遥远王朝的背面

在京剧圈子内外相互重合的庄严纪念更像是一种怀旧和盛装告别——告别曾经非常受欢迎、但再也不会重现的京剧时代。

10月，中国北京剧院庆祝成立50周年。从10月28日开始，梅宝九、孟广禄、杨燕毅、余奎芝等京剧名人云集剧院，连续25天表演25场著名剧目。他们把剧院的生日庆典组织成了一场豪华的京剧盛宴。就在最近，一部长达26集的纪录片《粉墨春秋》已经完成，这部纪录片回顾了京剧在过去200年的历史变迁。导演江悦和段锦川在这部长达一年半的纪录片拍摄前后访问了10多个城市，采访了近130名京剧证人或目击者，拍摄材料长达9000多分钟。

一方面是著名艺术家和著名段落的罕见收藏，另一方面是由许多有经验的人口述的京剧史无前例的200年兴衰。在2005年的深秋，这部古老而孤独的中国传统戏剧受到了来自圈内和圈外的盛赞。这个盛大的场合让许多京剧元老兴奋不已，但也让生活更加悲伤:它更像是一种怀旧和盛装告别，告别曾经非常受欢迎但永远不会重现的京剧时代。

从皇亲国戚到全民普及

“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京剧的历史，一般是从1790年(甘龙55年)开始，当时四个安徽剧团(安徽剧团)进入北京。”戏剧史和戏剧批评专家周传佳说。那一年，为了庆祝清朝第七代皇帝爱新觉罗·弘历(甘龙皇帝)80岁生日，宦官推荐四个徽剧团来北京为甘龙演出。

当时带来的不是真正的京剧，而是传统的徽剧。徽班入京后，尤其是1840年至1860年(清道光至咸丰年间20年)，徽班戏曲吸收了当时流行于北京的昆曲、汉剧、京戏、秦剧等多种戏曲艺术的大量成果。与此同时，在北京语言、习俗和其他地方文化的微妙影响下，一部新的歌剧逐渐形成。

首都的新事物将很快成为旗手的新消遣。当时，京剧在首都被称为“票房”，京剧被称为“黄儿”。去那里听京剧的人被称为“票员”，玩票的人被称为“票爱好者”。旗手聚集在崔凤安、王素福、王达福、乐颜辉等的票房。他们和现在的粉丝一样迷恋最喜欢的艺术家和他们的咏叹调。因此，京剧逐渐散发出一种慵懒的魅力，并一直在传播。

到光绪年间(19世纪80-90年代)，京剧达到了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在朝廷，京剧是光绪皇帝的一种安慰，光绪皇帝在幕后听政府的话时感到沮丧。他打了一个很好的板鼓。光绪的父亲春奕譞王子甚至在政府中培养了一个叫恩庆科班的剧团，整天沉浸其中。强大的皇族，巩义王子？苏山奇王子和其他贵族都是著名的歌剧迷。

在位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是满族人最大的崇拜者。她经常花很多钱举办宴会，邀请最著名的剧团来演出。甚至太监李连赢也支持慈禧太后。他努力练习他的声音，唱得像一个当时著名的歌手，并且非常善于观察脸部的美丽。他很快就成了宫殿里的红人。慈禧太后喜欢看谭派创始人谭鑫培表演的戏剧。他是当时京剧中最杰出的演员。谭鑫培的曾孙谭元寿(在沙家浜扮演郭建光)回忆道:“平均来说，你一周要去(故宫)两三次。”。有一次，她看见他在皇宫里玩“翠屏山”，当她高兴的时候，她给他起了个高级官员的名字。

慈禧太后非常擅长和专业地看戏剧。她经常要求艺术家改变剧本，编词和配乐，这也迫使艺术家不断适应和创新京剧。光绪九年以来，慈禧太后先后选了杨龙寿、李舜臣、孙菊仙、符晓、王桂花、谭鑫培、陈德双等。，后来又挑选了大量的名人，如王桂芬、王瑶卿、杨小楼等。在宫殿里表演和教学。杰出的民间艺术家来到皇宫与顶级名人同台演出，自然将京剧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为皇宫的爱，宫廷内外都被鼓励唱歌和听京剧。“当时，有句谚语说‘一个国家的兴衰由谁控制，全城都叫嚣着要把它叫做天儿’。你可以理解所有人都在玩的情况。但京剧在当时是异常繁荣的。”周传佳告诉本报。

京剧发展的第二个高潮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大名旦”的出现。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京剧史上这一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峰是在京剧受到当时文化精英激烈批评的时候出现的。

“新文化运动”的明确目标

20世纪初，刘亚子和陈独秀的文章拉开了戏曲改革的帷幕。这场戏曲改革运动是中国学者第一次集中表达对戏曲艺术的态度，他们认为传统京剧的内容大多是皇帝、王子、才子和美人，其形式陈旧迂腐。因此，谭鑫培、梅兰芳等流行艺术家也为了适应这种情况，编辑并表演了许多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时尚剧。

然而，歌剧迷不喜欢京剧的时尚版本，它慢慢地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从1917年到1918年，《新青年》对颓废的新传统戏剧，主要是京剧，展开了激烈的批判。这是继戏剧改良运动之后，中西文化在戏剧艺术上的又一次冲突。

“当时，《新青年》的影响相当大。文化精英们认为，要进行一场革命，首先必须改变文学艺术的生活。当时，他们非常重视文学艺术的作用。选择歌剧是因为有许多人在观看它，而且它有很大的影响力。”戏剧史和戏剧批评专家周传佳告诉记者。

1917年3月1日，现代文献学家、新文化运动先驱之一的钱宣彤在《新青年》第一册第三卷中发表了《送陈独秀》，支持陈独秀的文学革命理论，并对传统戏曲的弊端进行了严厉的分析，他首次从根本上挑战了传统戏曲。他认为京剧缺乏理想和文章，不是戏剧。据说古老的中国歌剧又被演唱了，面部化妆怪异，舞台设备幼稚。"它们都不足以转移情感。"被后世视为“中国研究大师”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在他的《新青年》文章《戏剧改良论》中说，中国戏曲是“一堆把戏”，“从技术上讲，旧戏曲没有审美价值”。

在一个要求废除传统戏剧的批评声音中，有一个人的声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极其刺耳和有影响力。他是鲁迅。鲁迅年轻时不太喜欢京剧。从1902年到1922年的20年间，他总共看了两次京剧，给他留下的印象是“只不过是咚咚咚，红绿晃动”，“一大群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殴打”，“两三个人互相殴打”。鲁迅甚至不认为京剧是一种戏剧，认为它只是一种“耍把戏”的“白娜风格”。

1924年，鲁迅写了一篇题为《摄影之类》的文章，他认为梅兰芳扮演天女和林黛玉，“眼睛凸出，嘴唇厚，形象不美”。鲁迅最讨厌京剧艺术的是像梅兰芳这样的“男演员”。他讽刺地说，“中国最伟大、最永恒的艺术是男人装扮成女人。......然而，也可以看出，虽然最难以放心，但最珍贵的是男人扮演女人的角色，因为从两性的角度来看，他们与异性很亲近。男人认为“扮演女人的角色”，女人认为“扮演男人的角色”。因此，它们将永远挂在照相馆的玻璃窗上，挂在市民的心中。”

1934年11月，鲁迅的笔名“张培”在《中国时代潮流》中发表了《论梅兰芳等人》。文章说梅兰芳不是天生的，而是天生的，不是皇室供奉的，而是老百姓的宠儿，这使得士大夫敢于攻击。......慢慢地，“天女三花”和扭曲的“黛玉葬花”都是由他表演的，但这时他们成了他的了。所有的新剧本都是为梅兰芳写的，在士大夫的眼里。优雅是优雅的，但大多数人不理解也不阅读。他们仍然觉得自己不值得去读...

梅兰芳的《天女华三》和《戴宇葬花》因鲁迅对“过于高雅”戏剧的批评而被修改或停刊。

1937年2月，英国著名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77岁高龄的萧伯纳访问上海，这是当时上海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吴颖说，“萧伯纳提议他必须见见梅兰芳和马项伯(复旦大学创始人和著名教育家)。项伯给萧伯纳一份包括鲁迅在内的上海和平战士和学者的名单。梅先生不知道鲁迅那天也去了。他去的时候看见了鲁迅，两人只见过一次面。”然而，由于京剧，中国文化界两个只见过一次面的领军人物成了最不相容的“敌人”。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梅兰芳(Mei Lanfang)不仅从不发言，而且很少参加任何在北京纪念鲁迅诞辰和逝世的活动。

在对歌剧的批评达到高潮时，其他熟悉歌剧的学者也开始为歌剧辩护。1918年，《新青年》发表了关于“旧剧”的辩论。然而，由于权力不平等，这场争论似乎更像是对京剧的一次大批判，给人们留下京剧即将消亡的印象。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以一篇题为“文化进化概念与戏剧改进”的文章结束了这场片面的辩论。在文章中，京剧被比作“遗物”。胡适解释说，就像男人的乳房一样，虽然形式存在，但它的功能已经丧失。这本来是可以废除的，但它从未被废除。因此，它被称为“遗迹”。

《泰晤士报》决定的命运已经多次遭到严重破坏。

“这场文化批评危机在知识界影响很大，但对观众影响很小。你的批评属于批评，演员根据表演来行动，观众来照顾它。”歌剧专家何工·德总结了五四时期文化精英激烈批评京剧的“后果”。

1927年，北京《顺天时报》举办了一场评选“首届京剧旦最佳男演员”的比赛。梅兰芳、尚晓云、程秋艳和荀慧生当选，被誉为京剧的“四大名演员”。那个舞台也是中国京剧的黄金时代。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和上海的茶园和剧院里有一种手持号角的趋势。喇叭爱好者从各行各业都有，从总统到普通人。有政府官员、人民和喇叭团体。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是专门表扬梅兰芳的“梅党团”。“真正理解戏剧的人现在最怀念那个时代，那时艺术达到顶峰，他们把艺术磨练到最和谐的水平。”戏剧研究者翁思又说了一遍。

显然，文化界的激烈批评并没有给当时强势的京剧带来多大影响。周传佳称新文化运动时期京剧的遭遇“对京剧影响较大”，而30年后的另一场文化大灾难几乎将京剧引入歧途。"那时，所有剧团都被关闭了，只剩下样板戏了。"

然而，他认为，“文革是一个冰河期，但现在是京剧的一个危机时期。文化大革命对京剧的影响是最直接、最明显和最暴力的。然而，正是在新时代，京剧最深刻、最具破坏性的部分就是它的精髓。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们的观看习惯和品味也发生了变化。这不再是少数人的批评，而是时代的冲击。它带走了观众，市场也消失了，这比任何时候都严重。”

今年101岁的张古宇被称为“京剧活字典”。他告诉记者，仅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上海就有17到18所戏剧学校，每天至少有20，000名观众。目前，上海只有一家剧院，每周一次或每两周一次，观众不到500人。

京剧时代随着大师们而去

如果时代的变迁在京剧上刻下了可见的划痕，那么艺术家为适应动荡的时代而不断改变的艺术表现就是无形的内伤，最终摧毁了艺术的方方面面。

1911年，1911年的革命开始了，民主和共和主义的旗帜鼓舞了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为了改变他们卑微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许多艺术家加入了革命。同时，他们非常重视传统戏曲的宣传功能，试图通过传统戏曲启迪百姓，通过传统戏曲救国。上海艺术学院艺术史专家蓝帆说:“他们把当时当地的时事和政治事件，所有能引起你对革命兴趣的原因或故事，都带到了歌剧中。”。他们渴望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并创作大量新剧。“这种在舞台上的说教违反了艺术规律，所以很快就消失了。因为文学和艺术毕竟不是政治。”周传佳告诉记者。

这种政治艺术表达方式，就像短暂的革命一样，转瞬即逝，许多演员都消失了。

抗日战争期间，一些挽救了自己的著名演员停止了表演，而另一些人则被迫为当权的日本人表演。抗日战争后，他们因叛国而声名狼藉。然而，大多数与男女演员关系密切的男女演员只能一个接一个地改变他们的职业。抗战结束时，京剧舞台上的三大圣贤梅兰芳、杨小楼和余叔岩还活着。

当四位著名的舞者再次出现在每个人的眼前时，梅兰芳、尚晓云、程秋艳和荀慧生都变胖了。每个人都说你真的是四个著名的“鸡蛋”。”后来，程秋艳一出来就笑了，荀慧生也笑了。我和程秋艳住在一个街区。当他坐公共汽车离开包子胡同时，我女儿笑着说，那个大胖子又出来了。”京剧研究员刘增福叹了口气。

这样，一个时代出生的一代名人在另一个时代的变迁中耗尽了青春。

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了戏剧改良局。次年7月，文化部特别邀请戏剧行业代表和戏剧改良局局长共同组建“戏剧改良委员会”，作为“戏剧改革”的最高咨询机构，并下令取缔或修改一系列传统戏剧。1951年，中国戏曲学院成立，毛泽东写下如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6年，北京成立了京剧工作者联合会，然后每年修建中国京剧剧院和北京京剧剧院进行观察和表演。1958年，京剧界高呼每年安排300部歌剧的口号，其中200部是革命的现代歌剧。《鲁当之火》、《红灯记》、《白毛女》和《海瑞罢官》相继登台。1959年，梅兰芳发布了《穆桂英掌权》。

新中国成立后，包括京剧在内的文学艺术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但它们离艺术越来越远。几乎在同一阶段，京剧大师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我们。

1958年，秋艳死于心脏病。

梅兰芳于1961年死于心脏病。

1966年，厉安良死于心脏病。

1968年，荀慧生因批评引发的心脏病去世。

1976年春天，汤小云死于心脏病。

随着著名歌手的相继去世，中国京剧中的“号角”时代彻底结束了。只有一系列独特的视听作品留给后代欣赏和怀念。

戏剧史和戏剧批评研究专家周传佳直言不讳地说，由于时间和环境的原因，京剧一直是一个“没有流的学校”。有一所学校，是指现在玩的每个人都能看到的“喜欢哪个学校的唱歌”；没有流动，因为“所有派别都没有新的代表，没有继承，没有发展，最后只有身体，内部生命力萎缩，没有新的生命力……”

“采访结束后，听他们谈论京剧的历史似乎为我打开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却发现京剧曾经如此精彩。”《粉墨春秋》导演段金川本人并不是粉丝。近四年的准备和一年半的采访让他更加迷恋京剧独特的辉煌。“但我仍然不喜欢京剧，我这个年纪的人到了中年或其他年龄组时，很少喜欢京剧。歌剧迷现在是一个相对固定和特殊的群体。”(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