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后的四大名旦剧团

商鞅和成勋的“三心二意”代表人物

1958年大跃进时，梅兰芳、尚晓云、荀慧生等剧团仍是民间专业戏曲团体。当时，经过“反右整风”和党的“推心置腹”等政治运动，北京原有的36个民间剧团合并为27个。原3000多名戏曲艺术家中有647人被强行转移到工农业生产岗位，12名所谓的“封建恶霸”和“坏分子”被逮捕和控制。从当时北京市文化局的档案中可以大致看出，在动荡的时代，四大著名的舞蹈团不可避免地处于解体和摇摆的状态，他们的代表人物也处于一个不断进步、徘徊和弱化的循环中。

在四大名人中，由于程秋艳相对积极的政治态度、他与周恩来等高层领导的相对通融的关系以及他的早逝，文化部党组织在现有的官方文件中对程铎持积极甚至是一些礼貌的看法。梅兰芳个人被鼓励接受更好的待遇，但梅剧团在政治上过于严格。1958年10月，北京市文化局党委《民间专业剧团进一步转型计划》直接将梅剧团的管理方法称为“封建阶级领导的管理模式”，认为主要演员拥有最终发言权，民主管理制度尚未建立。

正常情况下，程梅的外部条件相对稳定，政治运动浪潮将由当局及时进行适当的调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汤小云和荀慧生的命运是最艰难和坎坷的。政府对他们的负面评价远远超过正面评价。北京市文化局党委在1958年10月的改革计划中有一句话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政治不能帅，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还没有解决，大部分表现最好的人仍然对党半心半意，资产阶级的个人名利思想仍然非常严重。现代戏剧表演不够活跃，个别剧团仍然存在低俗的表演风格。”商、荀是文化局党组心目中的“半心半意”的代表，自然成为北京一级改革教育统战的重点对象。

1958年，文化局党组发表了几篇文章，反复强调其中的一个要点:“坚决进行整风运动到底，建立人事审查制度，明确每个成员的政治和历史特点，净化戏剧队伍，使这个戏剧队伍成为一支积极的力量，由国家统一动员，倾听党的话，成为党温顺的宣传工具。”在这种背景下，从1958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梅、商、荀三个剧团的整肃和分离被纳入文化局党组的长期工作程序。

1958年秋，北京的27个团中，只有几十个党员，没有成立党组织。从那以后，文化局加快了党员干部队伍的建设，吸收了党内的个别党员，并努力建立党支部或党团。派往梅、商、荀三个剧团的党员最初是“顾问”，后来逐渐演变成具有特殊性质的“政治助手”。这些入党的党员干部以改革教育为目的，用阶级分析的革命观点，强烈地对待剧团的人和事。很容易与像商鞅和荀彧这样的老派艺术家发生不合理的争执，他们都是演员和老板。

三个民间剧团都很弱。

到1959年初，梅、商、荀三个民间团体受到外部政治风暴的冲击和结构不合理、不完整的内部原因的削弱。

1959年1月20日，北京市文化局党组向市委文化部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整顿梅兰芳、尚晓云、荀慧生三个民间专业剧团的请示》的报告报告说:“由于这三个剧团多年来一直沿用旧的管理方法，剧团的各项制度没有彻底改革。除了梅兰芳、尚晓云、荀慧生以及剧团中艺术风格独特、艺术修养高的个体老艺人外，整个剧团都很穷，没有固定的业务学习时间和系统的排练计划。因此，必须迅速进行整改。”

梅、尚、荀各有40至50名表演者，大多年龄在35至60岁之间。文化局认为，梅团的大部分成员与梅兰芳共事了很长时间，对梅团的传统艺术很熟悉。因此，有24名表演者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或前景看好。商剧团约有14人有艺术成就或发展，占三分之一。市文化局党组还估计，剧团需要下放劳动力、退休或换工作给20多人。最糟糕的是荀剧团，约有80%的演职人员没有发展前景。此外，加入和离开剧团取决于与主演的关系好坏。因此，大多数年轻人的条件很差。

这三个剧团仍然有不规范交易的现象。例如，梅剧团缺少铜锤、花脸、壁龛、二丹、武术、宫女等。表演时，他们必须向其他剧团借钱。演出不仅受到很大限制，而且很难保持正常的演出。商剧团缺少武胜、二丹、萧声、老胜等。乐队中没有同龄的优秀鼓手和钢琴演奏者，导致曲目减少。鉴于荀剧团人手不足，文化局艺术系多次建议从京剧团抽调崂山、萧声、小虎莲、二滩、武胜等20多人组成荀剧团的基本阵容。

由于阵容不佳，三位主演和一群当代老艺术家年纪太大，舞台上的形象正在下降，剧目经过政治过滤后过于单一。北京三个剧团的出勤率急剧下降。1959年4月6日，文化局艺术系关于荀盛辉剧团现状及组织重组的报告称，荀剧团剧目不多，只有11部戏可以勉强演出，导致上座率很低，通常为120人，严重影响了国有剧院的营业收入。根据去年11月、12月和今年1月的平均门票销售情况，55元的门票销售收入为每月1825元，但仍欠2400元。由于收入低，该集团的八名员工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

报告最后透露，今年3月和4月春节期间，荀剧团累计收入超过2000元，预计将无法支付最低工资。

考虑到社会影响，剧团必须暂时保留它。

1958年12月，市文化局党组与三位主要演员联系后，向上级汇报了获得的信息:“梅兰芳本人多次表示愿意在剧团里做好工作并继续演出，并表示将大力培养剧团里的年轻演员继承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尚晓云本人说，他想再唱几年歌剧，直到他70岁。不过，荀惠生本人也一再表示，他不愿意继续演唱，所以演出合同只定在明年3月。”

据此，党的领导小组认为梅兰芳在国内外有很大的影响力。梅剧团的存在必须考虑到社会影响。建议在加强政治领导、彻底改变管理体制的基础上，保留梅剧团，以丰富大批基层青年演员或学生。这表明正是梅兰芳的政治光环、合作态度和艺术地位让决策者担心，梅兰芳的剧团得以保留。

另一方面，尚小云剧团有两个计划:一是保留剧团，因为尚小云的立场更进步，但它明确要求彻底改变原来的面貌，增加一批思想健康、艺术基础稍差的年轻演员；第二，解散剧团，将尚晓云本人和一些有艺术成就的艺术家安置在戏曲研究机构或教育单位。年轻人和强壮的人应该被安置在工农业生产岗位上从事体力劳动，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位置。党员们同意第二个计划，但对其实施有所顾虑。他们觉得方法相对简单，尚晓云和一些老艺术家在思想上不容易接受。因此，他们暂时还是更喜欢第一个计划。

对荀彧剧团的处理更为简单:“荀彧生本人不唱歌，荀彧剧团的存在是不必要的。因此，我们建议解散荀氏剧团，让荀惠生从事专业研究。”只需在后面加一两句话:“但是，我们必须在处理前做好思想动员工作，使之安心、愉快，服从分配。”

1959年1月26日，中共文化部市委部长级会议没有通过“一棍子两打”的重组方案。表面上看不出原因，但后来一些文件多次提到“必须充分考虑社会影响”这句话。梅、商、荀三个剧团暂时保留了下来。市文化委员会决定从市戏曲学校和社会现有毕业生中增加一批演员，妥善处理多余人员，使三个剧团能够保证正常演出，保持人员精简。

虽然这一改组计划在1958年12月未获批准，但“摆脱封建阶级制度”、“解散队伍不均衡的剧团”和“培养新力量”的要点贯穿了今后几年的工作，并不断深化和加强，直至四个著名的丹剧团最终解体。

改制为国营剧团后的各种矛盾。

1959年对于这个不可预测的剧团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今年，在纪念秋艳逝世一周年之际，在周恩来和贺龙的明确支持下，中央文化部指示市文化局成立一个专门从事城派戏剧的青年京剧团。程剧的弟子赵荣琛和王吟秋是专门从南京和宁夏调来的。结果，中央高官所期待的四大著名戏曲团格局终于形成。同年12月30日，四个大明丹剧团转变为国有剧团，确立了党的领导核心，大批戏剧学校毕业生被抽调充实剧团。

国营后剧团最大的变化是经济完全被国家所覆盖。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1961年国家对四个剧团共补贴77000元，1962年计划补贴45000元。1963年的补贴在上半年超支了。“大锅饭”带来的弊端很快显现出来。依赖国家并削弱他们热情的懒人大量出现。著名演员不满意剧团因取消老式票房自主权而受到的收入和支出限制，并一再向上级索要高薪。文化局党委在几年的报告中多次指出:“演员中‘两斤半’的想法很严重。一些著名演员没有考虑剧团的收入和国家的经济状况，要求增加工资。例如，赵荣琛500元的月薪已经很高，但他仍然要求加薪。荀惠生在北京获得文学艺术一等工资，在河北戏曲学校每月300元，在演出期间他还与剧团分账(演出收入的三分之一)，所以他不满意，要求提高演出的分账率。”

令人惊讶的是，在国家成立后不久，1960年市文化局从四个著名的舞蹈团中抽调了一些毕业生，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市立戏剧学校北京实验剧团。重点是疏远老剧团的毕业生。文化局称之为“不能让老剧团老板和艺术家在政治上贬低年轻学生”为了保持原有阵容，原北京剧院的三个剧团分别增加到四个剧团。这看起来像是一个简单的动作，但是成年人和年轻人在艺术年龄和聆听程度上的差异导致了后来的许多冲突，这使得剧团中不同派别的人长期斗争和困惑。

当第三京剧团的工作人员加入美剧团时，原美剧团都承认这是党的关注，可以互相补充。但合作后不久，双方的冲突变得越来越突出。老梅派演员和梅兰芳的妻子认为，三个团的加入影响了梅宝九的发展。原来的三个团深感委屈，也认为与梅派团合并不合适，这在1961年的文学整风运动中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这时，梅兰芳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没有在官方文件中读到。也许老梅兰芳故意置身于风暴之外，不轻易表达自己的担忧。

1963年7月25日，市文化局的刘静怡写了一份关于四大著名舞蹈团改组的报告，简要汇报了双方争论的要点:

剧团仍然关注梅派、梅宝九和梅宝月主要演员的政治和业务安排。鲍玖将是第一个燃放烟花的人，宝月将被安排演唱终曲。尽管如此，毕竟因为是两组人，不能完全照顾一方，其他明星也得适当安排。因此，梅派人的情绪总是不够好。此外，他们还受到一些人的宗派情绪的影响。他们总是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好，因为这三个团体正在压制他们。

李慧芳、叶张生等原三个剧团的一些中层演员来到梅剧团后，他们与梅剧团的合作还没有完全实现。李慧芳说:“跟[梅一起泡酒，你为什么要我？如果我不在的话，我可以在美剧里演得更多，如果我总是让位于美剧里的包九，我自己的发展也是一个问题。”叶张生说:“我的叶派还能留在第三团，当我来到梅团的时候，吴周就没用了。”演员周金莲一直批评领导层，并说:“第三剧团去梅剧团的决定是完全错误的。”

梅剧团的情况最近更糟了。李慧芳的声音又被概括了。经过长时间的治疗，他几乎不能表演了。梅宝九自去年以来一直是一名长期病人。许多人反映他主要患有精神疾病。此外，他害怕外出吃苦，他因病不得不停止工作。梅宝九不是一直在演戏。他总是希望非美派演员来接他。他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弹梅派了。他挂了一个牌子，在国内外都没有很好的政治影响力。

报告中有许多关于组织安排不当的抱怨:“由于近年来的人事变动，有许多根本问题无法解决，也无法持续。”

报告中提到的梅宝九的“精神疾病”已经成为梅剧团发展的一个死角。梅派老艺人对梅派剧团与三个剧团合作的“糟糕的旧日”(市文化局报告中的一个常见表述)感到不安。同时，他们越来越担心梅宝九和梅宝月的艺术状况。梅派老人梅宝九是梅兰芳的继承人，他认识到自己有一副好嗓子，如果他开始做生意，就能站起来。然而，梅宝九又让老人担心了。他们告诉文化局干部:“梅兰芳死后，(梅宝九)想认真做一段时间，但时间不长，势头又回来了。他...辜负了每个人的希望。”(见北京市文化局1963年7月25日的报告)据老人介绍，虽然梅宝月是师范大学的老师，但他生来就是一名女歌手，身材矮小，嗓音狭窄，受条件限制很大。在某种程度上，梅校学生面临的困难是梅班内部烦恼的制约因素，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实际上增加了学校和非学校之间的冲突。(未完待续，陈徒手，《人有病，天知道没有》等书的作者。，现在住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