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的老朋友谈论样板戏

20世纪50年代初，我父亲调到北京中央电影局担任艺术委员会秘书长。我也去了北京，在北京第三中学学习。我不在家做饭。我每天放学后去师洋街的电影局吃晚饭。晚饭后，当人们不注意时，我偷偷溜进后院的放映室。外国电影经常在这里放映，这使我忘记了回来，也常常忽视了我的学习。也是在这里，我第一次了解到江青。

江青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导演张克叔叔的妻子是江青。他们是他父亲在戏剧队的老朋友。有一次，我父亲带我去张家玩了一次。我一进门，就大声喊道:“江青阿姨，江青阿姨！”江青阿姨满脸幸福，但她父亲转过脸对我说，“以后不要再叫她江青阿姨了！”“为什么？”“孩子们不怎么问大人！”回家后，父亲告诉我毛主席的妻子是江青，普通人必须避免。从那时起，我知道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江青。正是这个江青像幽灵一样缠着我父亲，一直躲着他很久，直到他夺走了他父亲的生命。

有时一辆汽车开进电影院的院子。这是一只漂亮的捷克甲虫。当时在北京，西四和西单的牌坊尚未拆除。街道上挤满了骡子和马，几乎没有汽车。这只甲虫是一种时髦的东西，非常引人注目。这辆车是江青的车。只要它出现在电影局的院子里，其他人都会避开它，更不用说我们这些孩子了。我父亲会满脸严肃地开车送我回家。

江青当时是中央电影局电影部的主任，但没有人敢自上而下叫她“江主任”。蒋青平时从不来局里工作，但她在看电影或看好看的外国参考电影时从不缺席。在电影评论期间，她总是静静地坐在后面什么也不说，但是现场的气氛突然变得奇怪起来。一向健谈的王兰喜保持沉默。声音很大的汪洋突然变得木讷起来。充满珍珠般诙谐话语的吕班也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每个人都压低了声音，谨慎地选择了中性的词语，并谨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最后，父亲像往常一样恭敬地请示道:“江青同志，请发表你的意见。”这时，每个人都竖起耳朵，睁大眼睛转向江青。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江青总是俯身用铅笔在笔记本上写些东西。他没有抬头，而是轻轻地张开莲花嘴，慢慢地说了三个字:"没问题。"

不要以为，江青只是挂了一份工作，也许生活枯燥乏味，找几部电影解闷，让“心坐沙发椅，眼吃冰淇淋”。她似乎总是彬彬有礼，从不轻易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我父亲知道，如果这个女人表现出“偶尔的光彩”，如果她突然对电影表现出兴趣，那就意味着一场大灾难即将来临。此前，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和《我们夫妇之间》都是由她转到中南海的。不久，全国报刊杂志上的批评文章蜂拥而至，然后迅速演变成政治运动，并迅速升级为个人迫害...它的力量非常强大，速度令人不寒而栗。

我父亲说江青记性很强，看电影很认真。许多天后，电影中的语言、镜头和细节仍然可以用很好的方式来描述。她就像一个潜伏在黑暗中的猎人。她有足够的耐心和策略，一旦猎物出现，她永远不会手软。有鉴于此，前来北京提交影片审查的大凡导演，在听到江青的“没有意见”之前，总是带着紧张的心情连夜向父亲寻求信息。父亲总是尽最大努力安抚他们，并给他们如何成功通过电影审查的建议，这样他们的焦虑和恐惧才能逐渐平息。经常谈论月亮移动的窗户，白露湿漉漉的一步。事实上，我父亲只是理解了江青的意思，并在咨询了导演王兰喜后决定重新审视这部电影。

我父亲之所以能思考江青的想法，是因为他对这个女人有一定的了解。当江青以兰坪的艺名来到上海时，他凭借两部舞台剧《雷雨》和《娜拉》大受欢迎。具体来说，他通过女性的特殊手段引诱唐娜和张敏带着她——一个有着浓重山东口音和表演紧张的三流女演员——登上明星宝座。当时，我父亲担任了两部戏剧的导演，并邀请这个女人冷酷无情、喜怒无常，而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事实上，惠民司徒和吕班都知道江青的背景。他们只是害怕被烧伤，每个人见面时都很沉默。出于父亲的细心，他终于没有碰江青的逆鳞。江青似乎对他父亲有好感，会叫他“阿涛”来表达他的感情。我父亲经常利用她的快乐，不失时机地邀请她过来看一看，并在电影上签名。这样，许多提交审查的电影可以绕过隐藏的岩石，安全到达彼岸。(本文摘自徐伟杰《2010年春秋》第四期，原标题为:父亲徐涛和江青共事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