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毛泽东录制了传统歌剧。

我为毛泽东录制了传统歌剧。

对传统戏曲的渴望最初是从中南海秘密冒出来的。30多年前，在江青的领导下，孙伊森做了最不“革命性”的事情——记录戏曲。结果，在那两年里，他秘密地保存了几乎所有的报告文件和会议记录，如果有一天他成为“革命”的目标，他也许能够解释清楚。

孙伊森(口述)杨敏收集/撰写的这篇论文

1966年文革开始后，传统戏剧被批评为“毒草”。在接下来的十年左右，江青亲自批准的八部革命样板戏垄断了歌剧舞台，经过电影、电视、广播的多次强制播出，有“八部八亿人戏”的说法。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后几年，江青亲自带队，文化部带头为中南海录制了一批戏曲。这批戏曲的录音部分最终属于中国广播文学艺术系的录音数据库。一些录音后来也相继播放，一些录音客观上成为更珍贵的录音史料。

文化大革命初期，仍然有电视节目。大约半年后，电视停止播放。所以那时只有收音机，收音机里只有样板戏。当时，我在中国广播文学艺术系戏剧组担任编辑，后来担任副组长。虽然是在“革命”期间，我仍然很忙。

我来自安徽省寿县。1960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我留在学校中文系工作。两年后，他被调到中国国家广播电台工作。文艺部门的戏剧部门人手不足，所以我去了戏剧部门。

秘密任务

大约在1975年初，广播艺术系的负责人通知我加入中央广播局的一个录音小组。录音组由广播局直接领导，其全称是“提交审查的录音组”。据我所知，工作是复制传统戏曲、民间艺术的录音或传统戏曲的录音，然后送文化部转发，或者电视台可以随表演视频一起发送。

我告诉文学艺术系的负责人，我不知道在那里做什么，也不想去。领导说这是局里指定的，不允许讨价还价。他马上就走了。就这样，第二天我去了广播局“提交录音组”工作。

当时，传统戏曲作为“四老”的典型代表已经被推翻，相当多的戏曲演员已经转移到农村工作。没人敢再表演传统歌剧了。因此，对我们来说，复制和转录传统戏剧是保密的。虽然录音小组的人员和设备来自广播局，但文化部直接指挥他们。参与录音和录像的行为者也由文化部部署。记录的内容不能告诉公众。

有一次，京剧演员李宗义录制了《剪黄袍》，当剪辑完成时，他非常高兴。他在走廊给家里打电话，并特意打开门让家人听他的新唱片。这是一个很新的东西啊，传统的戏剧是不允许唱歌的，我还在这里录音呢！哪知道，这件事是文化部音像小组的一个朋友发现的，李宗义受到了很多批评。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有一个粉丝，名叫王永兴。电视台正在广播剧场录音，外人不得入内。他不知何故溜了进来，迷上了把戏，回来后检查了一下。

困惑的任务

那时，人们确实有这样那样的担心: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皇帝、将军和有才华、美丽的人不允许表演或唱歌。我们为什么要录制这些传统歌剧？这个问题，直到最后，上面也没有给出真正的原因。但事实上，电台和电视台的人仍然有一些想法。通过各种渠道，每个人都知道这些剧本是送给毛主席的，并为他的康复录制的。当时，领导人的休养是绝对保密的，所以文件给出了一个宏伟的理由:保存一批数据，批判性地继承文化遗产，让过去为现在服务。然而，从复制和记录中可以看出，没有文化遗产的继承。

例如，京剧有丰富的剧目，有许多成熟的流派和演员值得继承和学习。然而，在整个音像录制过程中，梅、程、荀、商并没有多少代表性的剧目。谭、俞、颜、高、马、杨和Xi也很少被记录下来。

那时我很奇怪:京剧有许多古老的流派和许多活着的演员。你为什么一直盯着高中？后来，有人告诉我毛主席喜欢高中戏剧。

比如《凤还巢》，当时还有很多梅派的后代还活着，也有很多人会玩这出戏。然而，出演《布谷鸟山》的是杨春霞，他被命令录制《凤还巢》。杨春霞的现代戏剧表演得很好，昆曲也不错，外表也很美，但“凤还巢”不是她的强项。此外，那些年，杨春霞全身心地投入到《布谷鸟山》中，要求她立即进入小屋录制这样一部梅子经典，这给她带来了很大的问题。文化部音像队特别邀请张君秋看守大门。事实上，它是一边录音一边教学。最后，任务完成了。有人说这是因为江青认为杨春霞看起来很美，《杜鹃山》中的柯祥演得很好。她自己喜欢这个演员。有人还说，这是因为毛主席想看杨春霞的传统戏剧。如何测试是不可能的。

戏剧《梅陇镇》(Meilong Town)的主要思想是，皇帝乔装出行，与一个开酒吧的女人调情，后来把这个女人变成了妾。文化大革命前，这部戏不再允许演出，但我们被要求录制，并明确规定李奉节由李士奇扮演，郑德皇帝由张学津扮演。张学津是张君秋的长子，也是马·厉安良的徒弟。马式演员怎么能唱出演讲风格？学习！就这样，张学津受苦了。据说在那个阶段，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录音，最终学会了。唱歌有一些“演讲”的味道，但是唱白色的不是演讲的味道。有人说毛主席非常喜欢这部戏，认为它很有趣。有人还说这是蒋庆典的名字。这显然不是继承传统。

我们在复制《净韵鼓》时遇到了一个难题:根据沟通，主任的指示是:"把所有的歌词都用大号字体发给我。"“首长”显然不是别人——当时毛主席的眼睛不好。刘宝全和小彩舞的净韵鼓以前没有歌词的记录。他们只能逐字记录歌词，但歌词中仍有十多个单词听不见。我该怎么办？一位智者提议邀请天津的歌手小柴胡。听了许多遍这种五彩缤纷的小舞蹈后，我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因为当老师教她的时候，她是靠嘴巴来教的，从来没有看过歌词。后来，是关于戏剧研究所的学者们“听声音，猜单词”。根据上下文的意思，他们可能会收到一些单词并发送出去。

长期任务

在1974年或更早的时候，中央政府的一些领导同志到中央广播局要求录制传统戏曲，但大多数都是临时性的。文艺部将指派歌剧组在图书馆复制录音或旧录音。至于派谁去，我们从来不问。这是纪律。据说，除了毛主席，中央许多领导同志也喜欢听歌剧，向广播局要录音。

也许在1974年，侯林宝和郭全宝在电视上为中央领导录了几次相声。没有必要预先录制串扰视频。广播电台没有参与这项工作。我不知道细节。我之所以提到这件事，是因为广播电视专门为毛主席的病录制了传统戏曲和民间艺术节目，大约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此时没有专门的组织和人员。

可能看毛泽东的病不是一两天，而是一件长期的事情，文化部党组把它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所以组建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被称为“音像小组”，其办公室在西苑酒店。首席执行官是陈石英(据说来自上海)，其次是中国京剧演员李金泉。该小组由文化部部长俞惠勇、文化部副部长钱浩亮和刘庆堂领导，江青为组长。这些人决定录制什么和播放谁。录音结束后，这些人接受了检查和听证。最后江青说没关系，并把它送给毛主席。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文化部成立了中央广播局，并通过谈判成立了录音小组和录像小组。据估计，这个录音队成立于1975年2月春节后。前四位是歌剧编辑刘淑兰和音响导演詹袁玉娥。高洪莲和王治珍也在中央控制室录音。大约一两个月后，让我担任录音组的组长。这个小组直接受广播局领导。一般来说，江青等人把任务交给文化部的音像小组。音像小组可以跳过中央广播局，让我们直接开展工作。稍后我们会向广播局领导汇报。

当时，录音遇到了许多困难。因为许多演员已经很多年没演了，一些演员两天前受到了批评。收到通知后，他们必须在两三天内录音。此外，他们已经很多年没唱歌了，而且经常要录制很多次。录音结束后，我们把它剪了下来，发给了视频小组，他们把照片和录音进行了比对，还有一些发给了江青，江青后来也发给了政治局同志。然而，周恩来并不是一次被送来的。为什么我们知道不发送？一个星期天，陈石英突然打电话来:有一个紧急任务，所以我们必须为周恩来准备一套，我们将在一夜之间完成这项工作。

因为工作量大，北京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也参加了，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也参加了一点。后来，它逐渐扩展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天津广播电台等单位。

不要玩官方游戏

1976年4月15日，文化部音像组全体会议传达了上述意见:要求报道杜近芳和李炳淑演员的所有戏剧。选择戏剧时，要小心不要太悲伤，不要扮演官方角色，不要演《红楼梦》，而是要演一些有趣的戏剧。领导人任命杨春霞为“青年男女将军”做准备。

当上述任务被指派时，有时演员被指派，有时戏剧被指派，有时戏剧被指派，演员被指派。不要太难过，想要一些有趣的戏剧，容易理解，你为什么不只是玩，不理解。不要玩《红楼梦》。人们认为毛主席对《红楼梦》太熟悉了。这位演员很难发挥他的想象力。此外，京剧里真的没有很好的红楼戏。但是为什么她“报道了李炳淑所有的戏剧”，因为她的现代戏剧《蒋龙之歌》表现得更好，她也想看她的传统戏剧？这只是猜测。此外，更难说这些要求是毛泽东本人还是江青的主意。

1975年和1976年，他们还录制了一批歌词和音乐以及京剧演唱音乐。这两种形式在过去并不常见，我们也不熟悉。但是，录音量很大，歌手和表演者都是一流的大师，录音的东西听起来很好听。我认为有必要写一张便条。

“词曲音乐”是指戏曲演员，主要是昆曲演员演唱的古诗。主要是唐宋词，唱的是南歌或北歌。他记录了140段，包括李白、白居易和李渔的大量著名作品。演员包括纪振华、蔡姚希、岳梅缇、李炳淑、杨春霞、李原华、杨芳等。我认为这是因为毛主席的眼睛不好，阅读困难。他用这种形式表示感谢。我认为这也是普及古诗的一种形式。

“京剧唱腔”的形式是从“滚胡拉戏”演变而来的。1975年，我录制了罗赫拉戏剧的几段摘录。送他们去剧院后，没有人回应。后来，我很少录制它们。我认为这太单调了。

江青对戏曲录音录像、歌词音乐和京剧唱腔音乐做了许多具体的修改。有些是书面的，有些是口头传达的。

当我在艺术系的戏剧组时，我跟着她看了许多戏剧。她对京剧有自己的看法。每次看完“样板戏”后，她都会留下剧团的导演和主要演员、音乐设计、舞蹈美和灯光，告诉他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以及如何改变它们。例如，在看完《智胜虎山》后，她问艺术设计师胡冠，“你去过东北吗？”？胡关石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又补充道:你是个门外汉。东北部的房子不是平顶的，而是斜顶的。否则，冬天会下雪，所以不要让房子倒塌！她有自己的选择演员、塑造人物、表演音乐和舞蹈的方式，这往往不同于歌剧界的观点。在我看来，她从电影和戏剧中借了些东西。

江青的霸道非常有名！就录音技术而言，她有时说一些外行人的话完全不可靠。文化部的录音录像小组也将此视为黄金法则，并命令我们纠正。有时他们会从好唱片变成不合格唱片。

主席去世了，工作完成了。

那时，工作非常辛苦，通常连续工作20个小时。正常情况是:下午2点进入小屋，晚上吃晚饭。工作到凌晨3点有一次，我印象深刻。我下班回家送我的孩子去幼儿园。

但是总的来说，我们仍然关心这个世界。文化部的录音和录像小组每天至少50美分的标准准时将深夜拍摄的演员食物送到，我们跟着他们。后来，广播局为深夜吃的食物每天支付50美分，每月支付15美元，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种很好的待遇。

还有一次，蔡姚希和其他昆曲演员送来一些茄子和冬瓜，说江青特意在中南海的地里摘的。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很努力，就派他们去吃饭。蔡姚希说:摘下来后，江青还特意喊了一声:记在我的账上。江青非常喜欢这样做。我们把所有这些东西都交给了局里，领导把它们交给了职工食堂。

当时，为了记录传统戏曲，中央政府批准进口一批新的机器设备，费用为30万美元。但是机器还没有到达，工作就要结束了。

毛主席于1976年9月9日逝世后，录音录像工作暂停。事情很快就结束了。

最后，每个人都将回到各个部门，完成这项工作，直到年底。12月21日回去之前，我给张振东(广播局第一副局长)写了一份报告:收尾工作应该完成，每个人都应该谈一谈。我们做的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对四人帮还是毛主席？他没有谈论这件事，因为:“说出你对这份工作的看法并不容易。”我在报告中写道:很遗憾你没能和我们交谈。

他真的不能说话，因为他也不知道。即使他知道，他也不能说，不敢说！

1976年11月4日，孙伊森写了一份报告:“在回到系里之前，我们五位同志希望领导能和我们谈谈，告诉我们对这项工作应该怎么看。”

中央广播局第一副局长张振东回答说:“我可以和他们谈谈。很难说你对这份工作有什么看法。即使有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都与同志们做具体工作无关。我们有责任。”邓刚主任的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