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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永江先生有一种罕见的学术态度

发布时间:2019年07月01日 16:16:08

作品分类:态度  学术  难得  先生  程砚秋  我们  戏剧  研究  美术  程永江  

程永江兄妹在幼年时与父亲程砚秋的合影 

我和TAMASABURO BANDO花了十年时间才完成昆曲《牡丹亭》的中日版本创作,并在中国和日本演出了另外100场。这也是近年来戏剧界的一件大事。

余三郎支持我和梅

当然,尤萨博罗和我在艺术观点上有很多共同点。否则,我们就不能在牡丹亭一起工作。然而,我们也有不同的意见,甚至有争议。其中之一是京剧的梅派和程派。我支持梅,而俞三伯从支持梅变成了支持程。他说:“就气质和性格而言,我更喜欢程秋艳。”虽然我不同意尤萨布罗的观点,但我也为他收集了很多关于程秋艳和程派的信息。2008年5月,我们在北京湖广会馆举行了首次中国公演。我特地为他邀请了程永江先生,程秋艳先生的儿子。Yusaburo喜出望外,对邕江先生说:“程氏学校的艺术是惊人的!当我表演《灵魂出窍》时,我从程氏艺术中学到了一些东西听了这话,邕江先生也很高兴。我希望每个人都能预约进行一次深入的谈话。然而,这一愿望尚未实现,也永远不会再实现。

用艺术史的方法写“长编”

6月5日,程永江先生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82岁。事实上,就在几天前,他还观看了北京京剧剧院为纪念秋艳先生诞辰110周年而举办的一场演出,并成为梨园的一大主题。这真的是“天空中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这让我感到非常抱歉。

我很早就认识了永江先生。20多年前,我遇到了老舍的妻子胡洁青,后来又遇到了吴祖光先生。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健谈的人。我们也没有更多的联系人。我在美佳也有类似的经历。梅兰芳先生的二儿子邵武叔叔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是邵武太太,杜真教授,是出了名的健谈,我们有很多话要说。对邕江先生来说,我更喜欢接近邵武叔叔,主要是通过他们的作品。

坦率地说,我们对中国传统戏剧的研究实际上是远远不够的。那些倾向于旧学校的人主要持喇叭,经常和人一起玩。所谓的“美德和艺术都是好的”已经成为陈词滥调。新的趋势不一定是多么新。这不过是吸取西方人的智慧,使用一些现代引入的新词。当我在东京大学教授“中国京剧艺术”课程时,我深感苦恼,因为我能为学生提供的学术材料太有限了。在这样的痛苦中,我非常惊讶地收到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的一套《秋艳历史事件简编》,这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成秋艳纪事报》的性质是年表,在众多的年表中可能并不明显。然而,这份完全符合国际学术标准的中国传统戏剧艺术家年表却从未存在过。由此,我注意到编辑程永江先生的经历,他毕业于前苏联列宁格勒美术学院美术历史与美术理论系,后来长期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因此,程永江先生不仅是程秋艳的儿子,他以对待艺术史的态度和方法完成了《龙变》,从而证明他仍然是程秋艳真正的研究者。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梨园,能够同时拥有两种身份都是一个奇迹。这部《长编》为中国传统戏剧的研究树立了新的标杆。虽然这个意思今天还不清楚,但我相信它一定会延伸到未来。

从那以后,我先后购买了永江先生和我父亲程秋艳编写的程秋艳日记。《程秋艳日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数据编纂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大量数据是独一无二的,真实地展现了历史的原貌。像我们这样古老的人经常感慨他们“将会在余生中迟到”。事实上,如果还不算太晚的话,有多少记者能像同时代的人一样读到程秋艳日呢?读完《程秋艳日记》后,我感谢自己多次“迟到”。我真的由此触动了秋艳先生的内心世界。例如:

1957年2月13日。

陈叔同先生写信给秋艳,说:“今后你必须对周(阳)、田(汉)和夏(燕)谦虚,声明你不能因为这样的介绍而战胜田,不自觉地变得更强硬。我一直认为田亮关于介绍的建议是正确的。你也应该对几位副总裁谦虚。我说的话可能听起来不愉快,但我还是要说出来。两个。”

信中的“介绍”是指周恩来和贺龙对秋艳先生的介绍。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历史事件,我们都知道程先生被罗英红和金仲孙包围了。这篇日记表明,陈叔同先生对程先生的影响不仅不如罗进,而且更持久。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上了这样一课。

程永江先生愿意与我们分享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这仍然是一种罕见的学术态度。

程秋艳先生的生动形象

最后说几句“我父亲程秋艳”。程秋艳先生禁止他的后代学习歌剧,所以邕江兄弟没有进入梨园。作为传统戏剧艺术,应该说是一种损失。然而,由于这种距离感,永江先生对父亲的记忆更多地集中在“父亲”一方,从而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生动活泼的程秋艳先生的形象。例如,程秋艳的兄弟们是如何辜负他们的期望的?作为一个老母亲,程太太不得不采取站在院子里“骂街”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强迫秋艳补贴她的兄弟们。虽然这些都是“脏衣服”,但情况并不特殊。胡洁清的老人曾经对我说,老舍的哥哥是在他母亲去世后来捣乱的。这实际上表明我们的前辈艺术家和作家生活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因此,邕江先生对父亲的回忆并不全是“高中”。作为一个家庭成员,拥有这样的心在今天是极其罕见的。我常常想,当谈到过去的数字时,我总是要看着我身后的人的脸说话,甚至是孔子的后代。我也必须用权威来解释孔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研究人员和学者还应该做什么?每个家庭都有责任研究每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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