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剧《三尚涛风》的前后

《三个桃峰》

刘浩从来没有想到谢振华，一位老兵，会突然在山西政坛遭受难以形容的磨难。

1974年1月1日，按照“文化大革命”的惯例，《人民日报》、《人民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同时出版了两份报纸和一期《元旦奉献》。“元旦贡品”说，“中外反动派和以往一切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人都尊重孔子，批评孔子是批评林的一个组成部分。”“四人帮”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针对周恩来总理的“批评林、孔”运动。

今年春节刚过，一部新的山西歌剧被省委送到北京参加文化部组织的述职演出。这出戏叫做“圣尚涛峰”。无论是编剧、演员还是山西省负责文化的相关领导，恐怕没有人会想到，这部原本旨在赞美基层共产主义风格的现代晋剧，会被蒋青“看到”，蒋青全心全意地追随“文化大革命”旗手蒋青提出的“三个亮点”(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英雄，英雄第一)， 并将利用这出戏作为一个突破，以谢振华为目标，试图以周恩来总理为谢振华的黑色背景，一路扳倒他。

圣尚涛峰的故事很简单。有一个旅叫凌星，一个旅叫冯涛。凌星的饲养员把一匹病马作为好马卖给了冯涛大队。党支部书记知道后，先批评了保管员，然后去冯涛大队道歉。然而，冯涛旅绝不会接受对方的退款。后来，凌星旅党支部书记三山冯涛旅派出了一匹大红马，两个旅更加团结，以共产主义方式作战。

然而，针对这样一出戏，2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的显著位置刊登了一篇题为《楚兰评点》的文章。文章说，这部戏是一种毒草，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翻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映了当前文学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人民日报》还没有看到，但是中国国家广播电台在今天早上的新闻广播中播放了这篇文章的摘要。朱兰是当时国务院文化部写作小组的笔名，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余慧勇是江青小组的密友，正是这个人在江青的授意下炮制了这篇文章。

经历过多次战争的谢振华将军可能不太重视《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有人批评《桃峰三侠》，你不用换一部戏吗？虽然他是省委第一书记，但谢振华是南方人。恐怕他不懂山西梆子的演唱风格。当谢振华后来被指责时，一些人说他看过这部戏，而另一些人说他从未看过这部戏。即使看到了，自私的饲养员卖了一匹病马，两个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和人民害怕互相伤害。最终结果是买方没有要求对方退款，卖方给了对方一匹大红马。这个故事怎么了，谢振华？此外，这部戏能在北京上演的原因是文化部派出的审查人员来到太原。陪同他们的陕西省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王大仁看了一遍又一遍，表达了他们的肯定意见后，向省委常委作了汇报，省委常委一致批准了这部戏，然后才可以去北京。现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这部戏的名字，山西省委必须有一个态度。朱兰这篇文章的全文转载于3月1日的《山西日报》。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认为这样的声明和行动就足够了。对于山西广大党员、干部和老百姓来说，他们甚至不会想到《人民日报》会发表一篇批评该剧的文章，这将导致刚刚稳定下来的山西再次发生“大地震”。

该剧的编剧是山西省吕梁区柳林县文化局的基层干部李丹初，以及省文化厅创作办公室的杨孟衡和许石清。他们三人和省委书记谢振华既没有见过面，也没有说过话。遗憾的是，他们在那之后一次又一次受到批评，当他们被迫交出谢振华的黑色背景时，他们擅长制作戏剧，但他们想不出任何与谢振华和戏剧《三桃峰》有关的东西。粉碎“四人帮”后，李丹初被调任山西大学副校长，并从山西大学退休。直到2004年夏天，李丹初的儿子张华夏(母亲姓)才在北京成功创业。他的父亲去北京看望他的儿子，在儿子的陪同下，他去见了他所谓的“后台”谢振华将军。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但回首过去，温义乌和温义乌这两位老人都深感悲痛。

尽管余慧勇在批评《三桃峰》的简报中已经点名了谢振华，但他也指出，他将利用这部戏来推翻刘少奇的信念，而且始终是反对革命样板戏的黑色背景。然而，谢振华懒得和余慧勇打一场笔墨官司。这不仅仅是一出戏吗？你给一出戏戴了一顶大帽子，为什么不把它摘下来呢？山西省委立即决定撤销该剧，将其改为歌舞表演。然而，令谢振华惊讶的是，江青会直接跳出来公开挑战他。

谢振华安排三大集团领导人担任官员

谢振华一点也不特别喜欢刘浩。作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在成功地制止两派斗争、瓦解两大群众组织、稳定全省局势、解放前省委主要领导人王千、王大仁等大批老干部，并一个接一个地安置到新的领导岗位上之后，他还将按照党当时的政策，正确对待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造反领袖。杨成发被枪杀，唐建中被判刑，山西三大派系的其他领导人都被谢振华指派工作。在兵团、红联站和红中心站的领导中，有一些来自原省市委员会的年轻干部。1971年，谢振华首先从他们中各选一人，并将他们安排在比“文化大革命”前更高的位置上。这三个人是兵团的刘少卿，被任命为省机械厅副厅长。红莲站的李福被任命为省委研究室副主任。红色中心站的吴春九被任命为省科委副主任。后来，谢振华还为原兵团、红莲站和洪钟站的领导安排了接受分散农村劳动力培训的人员。

1973年4月12日，“刘司令”从古交区团委书记一职升至太原市北郊。他先是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然后被任命为区委副书记。在这一点上，他可以被视为非常正式的副七品官。

像兵团司令刘浩一样，它也是由谢振华、红联站服务队队长段李生、红中央站队长兼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团司令黄瑞安安排的。段李生也是太原市清徐县县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后来被任命为县委副书记。黄瑞安，曾经是刘浩和段李生的死敌，也和他们一样。他是太原市北城区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后来被任命为区委副书记。无论从那以后，在杨成功被枪杀和唐建中被拘留之后，谢振华都能以同样的方式安排山西三大群众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根据当时应中央政府要求支持左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声明，“要一碗水平衡”，他的一碗水确实是平衡的。

掌管山西的谢振华将军这样做了，无法逃脱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被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彪出事了。毛泽东无法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解释。只有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才能从党章中除名。在筹备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过程中，毛泽东在解放一批被他推翻的老干部的同时，也把上海的叛军领袖王洪稳带到了他的身边，让他接替林彪空缺的继任者。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8月30日，十届一中全会选出了中共中央领导班子。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稳、康生、叶剑英、李德生。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王洪稳、魏国庆、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徐尤氏、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胜、张春桥、周恩来、姚文远、康生、董吴彼。政治局常委由毛泽东、王洪稳、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吴彼组成。“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想重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部的司令，使王洪稳成为党中央的第三号人物。全党和全世界都知道这位老人打算把王洪稳培养成他的接班人。然而，与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相比，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并没有在人民中间引起更多的政治狂热。随着林彪在温都尔汗阵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伟大胜利，老百姓失去了对它的关注。当他们对报纸上仍然宣扬的伟大意义和伟大胜利产生怀疑而不能说话时，更多的普通人开始关注如何改善自己在贫困中的生活。在省会太原，女人们开始编织网袋和彩色塑料花窗帘，而男人们开始想办法做一些胶合板和纤维板，想做一个橱柜和一个简单的沙发来让家里更舒适一点。在谢振华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委员会继续稳定全省局势。在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同时，它也努力把握工农业生产。在省会太原，也有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从未见过的文化活动。首先，南郊始于南郊剧团的建立。然后，北郊积极招募遍布全国的艺术家，成立北郊剧团。虽然只是样板戏和一些概念性的、基于口号的歌舞的排练，但人们在农村演出后总结出来的“白天的土地，晚上的炕”的平凡生活终于带来了一点艺术色彩，除了打斗(指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即*(指夫妻间的性关系)。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是毛泽东作家和艺术家不可逾越的金科玉律。最高领导人需要粉饰“文化大革命”的“好局面”。被誉为“文化大革命旗手”的江青，应该宣传她的样板戏和“三大亮点”(即突出正面人物、突出正面人物中的英雄、突出英雄中的英雄)的文艺创作经验。如果上面有需要，下面就会有行动。1973年4月，“文化大革命”期间，太原在后家巷招待所召开文艺创作会议。虽然学习的重点是样板戏的创作经验，也是江青在文艺创作中的三大误区，但60多名与会青年都有创作的冲动。但是，夺取文化的政策还没有解除，极左文艺观念和理论仍然是创作的政治标准。至于参加会议的60多名省会青年，在接受了这一概念和理论的灌输之后，他们在创作中受到的监禁和约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当文学的新时代到来时，很容易想象重新开始的困难。

陈永贵加入了中央政治局。在全国农村，学习或不学习大寨已成为基层干部的革命和非革命政治态度，成为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标准。像红莲站的段李生和洪中站的黄瑞安一样，刘浩在太原市北郊初升七年级后，工作非常努力。他不贪婪，不占有，不好色，也不玩权力。当时，北郊是太原市的一个农业区县。在全国范围内,“向农业大村学习”运动正在取得巨大进展。对陈永贵有意见的刘浩认为，毛主席想建立“农业学大寨”。无论他是去基层蹲坐还是在自己的战线上工作，他都绝对专注于“农业学大寨”，督促每个人，评估每个人。1975年初春，当区委决定带公社一级(即后来的乡镇政权)的主要领导人去大寨学习经验时，他满怀热情地去了那里，认真思考如何与一群区委员一起在太原市北郊进一步推广大寨的经验。

“宝燮”和“皮燮”将像火和水一样。

作为一名军事干部，刘浩有着良好的家庭背景和家庭教育。他的母亲从北京来到太原看望她的儿子，给刘浩带来了父亲的指示和母亲的关怀。他们希望他们的儿子工作得好。他既然已经是基层领导，就坚决不搞特权，不脱离群众，不搞派性，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一步一步前进。刘浩也这样做了。作为一名区委领导，刘浩当时月薪36.50元。它不仅是常委班子中最低的，而且也是机关普通干部中最低的。常委会上有人提议给他一些补贴。从区委书记到区改革委员会主任和所有常委，他们都同意应该这样做。然而，刘浩发表了讲话，坚决拒绝了这一“特殊”。刘浩的妻子是他在第五中学的同学。她被称为有才华的女人。她会写字和画画。她在第五中学的墙报上画了一幅毛主席的画像。那是学校的名字。刘浩把妻子从城里转移到北郊定居下来。他的一个副书记不应该为他自己的妻子做适当的安排。组织部长告诉刘浩，组织部门允许他为妻子做选择。然而，刘浩安排妻子在区委印刷厂做排字工人。他告诉组织部长，他的妻子是工人，不能违反规定。

北郊不是真空地带。还有参加过兵团的干部。也有干部想和他搞派性关系。但是，在使用这些干部时，他从来不违背常委会的集体决议。但有时，当一些受苦的老干部的孩子找到他时，他愿意伸出援助之手，甚至到了专横的地步。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于1966年5月23日无故去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是中央政府的第一批受害者。田家英的女儿(原名曾正昌)被派往内蒙古插队。通过在太原北郊工作的朋友郭文成，她想搬到更富裕的太原北郊。郭文成去了刘辟，区委分管知青的副书记，问他能否开绿灯。刘浩答应了。常务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听说了这件事，并向刘浩做了简报，称为这些人的子女处理事务风险太大。刘浩立即回答说:“我父亲曾经是一个走资派，受到了批评。老干部的孩子应该受到约束吗？”这个来自田家英的女孩从内蒙古搬到了太原北郊的西岗村。后来，刘魁把她分配到辛颖街工商银行。这种事情有很多例子。“文化大革命”初期，刘浩引起了省委的反对，包括魏、王、王以及一批老干部。他是军队老干部的后代，骨子里对田家英这样的受害者充满同情。

刘浩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想到会成为一名官员。现在他已成为基层党的领导人。他相信，只要他在没有自私动机的情况下把工作做好，他就会继续在总的方向上追随这位伟大的领袖。在山西的具体问题上，他将跟随毛主席派出的谢振华将军，逐步前进。他认为太原北郊只是他政治生活的另一个起点。太原清徐县的官员段李生和太原北部城市的官员黄瑞安同意这一观点。也正是这种想法，让他们留在山西的官场，最终不得不承担起他们难以承受的历史责任。

当江青炮轰谢振华时，谢振华开始面临困难。然而，刘浩、段李生、黄锐等前群众组织领导人在江青、陈永贵、王千组织的“谢谢”活动中为谢振华问题进行了斗争。兵团和红联站原部队的“宝协”和红联站原部队的“精灵”在会内外很快变得水火不相容。

江青炮轰谢振华

1974年3月8日，在首都二七剧院，山西“三尚涛峰”的所有演员都进行了批判性演出后，江青在贵宾室与演员见面，并开始大骂该剧推翻了对刘少奇和王广美的判决。原因是没有理由的:当刘少奇领导四大清理运动时，他的妻子王广美三次进入桃园大队，想出了一个“桃园体验”。今天，你在山西又想出了一个“三桃峰”。你的意图是什么？一向直言不讳、不讲道理的江青实际上只是以批评这部戏为借口。她想再次将“文化大革命”指向军队。

那天江青穿着绿色军装。在其他几位中央领导面前，他向所有在山西接受采访的演职人员喊了三句“轰炸谢振华”的口号。他特别解释道:“我今天穿着这身军装去轰炸谢振华！据说谢振华自称是军人。这意味着我们是普通人，不能批评他。今天我带头炮轰他，你要起来和他作战。”

随后，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稳命令谢振华带领他的小组向中共中央报告和审查这个“问题”。3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洪稳、江青、张春桥、姚文远、邓小平、华国锋、纪登奎、汪东兴、陈永贵、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倪志富等14人出席。由于某些原因，会议开始后，周恩来总理推迟到东大厅出席会议。以谢振华为首的陕西省人大常委会12名委员共同出席了会议。

江青任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永贵为第一位批评谢振华的发言人。谢振华没有对他的批评发表评论。

王洪稳做了第二次演讲，提议谢振华支持金剧《三尚涛峰》推翻刘少奇的定罪，并严厉地问道:“是谁让你这么做的？你的后台将军是谁？”

面对伟大领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提拔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谢振华立即大声反驳说:“我没有背景！”

江青看到谢振华没有买王洪稳的账户，马上开口道:“我为什么轰炸你？就因为你的“圣尚涛峰”推翻了刘少奇的案子！谁让你这么做的？谁是你的后台？”

周恩来总理已经出席了会议，一句话也没说。

邓小平总是抽烟，保持沉默。

谢振华冷冷地回答江青:“我没有后台！”

王洪稳恼羞成怒:“谢盛友振华固执到底，永远不会有好下场！”

江青也生气了，说:“支持山西派，粉碎山西派，搞派性，回到林彪的灵宫，跟着陈伯达去内蒙古，都是你的罪。”

谢振华反驳道:“林彪的灵宫是中央军委的秘密工程。我们不知道。我去内蒙古参加一个在华北的合作会议，这和陈伯达没有关系。我派兵营救平遥的陈永贵和晋东南的李顺达。这不是派性。”

在这次会议上，江青也翻出了她的旧账。她痛苦地说:“1938年，当我还是你们延安马列学院的同学时，你们是我们学生队的大队长。那你真的很厉害！"

谢振华也针锋相对地说:“我在马列主义学院学习。我不是一个大队长，而是一个组长。”

事实上，30多年前，红军干部谢振华和从上海来到延安的江青是延安马列学院一个小组的同学。一个是吃了草根和树皮的年轻红军将军，另一个是上海的三流演员，风流韵事，碰巧谢振华是队长。在生活会上，他批评了江青。出人意料的是，30多年后，成为毛泽东夫人和中央政府首脑的江青仍然记得这些事情。

在当时的形势下，周恩来无法扭转政治局“四人帮”集中火力批评谢振华的局面，因为中央政府由王洪稳、张春桥、纪登奎、陈锡联、陈永贵五人小组负责解决山西问题。看看这个列表。“四人帮”的两位高级将领王洪稳和张春桥坐在一起。这个小组显然是江青的工作组。江青炮轰谢振华，要求谢振华交出“后台”周恩来。周恩来总理不知道吗？面对江青的愤怒，他只能同意谢振华回到山西，接受省委扩大会议的批评。山西的政局最初是由陈永贵和王千主持的。

最后，王洪稳以会议主持人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命令谢振华:“你们回到山西后，要认真接受群众和造反派的批评！”

谢振华生气地说:“好吧，不管他们批评什么，我都会接受！”

这时，一向沉默的邓小平狠狠地盯着谢振华。周恩来也一直保持沉默，他立即用严肃的语气对谢振华说:“你接受属于你的东西，而不是属于你的东西。你怎么能这么做？"?

江青立即含沙射影地反对周恩来的话，指着谢振华。他带着弦外之音和仇恨说:“如果你不接受，不检查好，我就叫你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广甘儿司令员一句话！”

然后，江青安排陈永贵说:“回山西后，你将主持并继续批评谢振华！”

据当时所说，江青不仅是毛主席的妻子和亲密战友，而且是无产阶级总部的“文化大革命旗手”。她穿着军装，带头炮击谢振华，他也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山西能不能不炸窝？

山西省委员会第三次和第七次扩大会议

山西省委常委12名成员全部返回山西，并立即于3月14日召开山西省第三届七次全委会会议，贯彻中央汇报工作会议的有关精神。为了增强谢的火力，还决定从3月27日起，山西省三届七次全体委员会会议将成为山西省三届七次全体委员会扩大会议。县级县委主要领导和部分县委常委都出席了会议。谢振华已经靠边站了。陈永贵仍然必须在中央政府工作。太原和北京在两头跑。因此，陈永贵主持了山西省委扩大会议，但日常主持会议的重要任务是由王千完成的。王千最初是“黑省委”的二把手，现在实际上是山西省委的第一把手。这次会议将于3月14日开始，将持续到7月底，为期四个多月。刘浩也出席了扩大会议。

由陈永贵主持，王千任总书记的山西省委扩大会议主要就三个问题对谢振华进行了批评:第一，谢振华上演了戏剧《三桃峰》；第二，谢振华被林彪抓了。第三，让谢振华解释极左思潮的背景。

第一个问题不能先被批准。负责该剧的省委领导负责审核该剧，然后进一步批准。谢振华只不过是承担领导责任。第二个问题非常严重，但是这顶帽子很容易戴，证据也很难找到。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谢振华拿起麦克风，对别人给他戴的大帽子做了回应:“我知道每个人的意思。有人叫我赶快下船，但我还没有上去！”谢将军经历了许多战斗，非常冷静。中央政府没有人说谢振华被林彪抓了。批评家们不能拿出任何证据，这件事也不能再被批准了。其他人透露林彪修复了平型关纪念馆，谢振华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然而，经过检查，发现纪念馆是由北京军区建造的。当时，谢振华也提出不同意见，说毛主席在红军东征时到过山西，先渡黄河到石楼县。石头建筑还没有为毛主席的十字军东征建造纪念馆。平型关纪念馆如何先建？第三个问题不能被批准。林彪叛逃并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去世后，毛泽东将林彪定性为“极左极右”。谢振华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怎么敢和已经进宫的毛主席唱两首曲子？据透露，谢振华的“黑九”政策，像九项政策方针一样，是被那些批评谢振华国务卿办公室的人抄袭的。批评家说谢振华的“黑九”是彭李科镇的“二月提纲”中的一个反动节目。会议简要介绍了这个问题，似乎已经得到了解决。但是段李生，前红十字会秘书长，现太原清徐县委副书记，去了王千，说会议必须纠正这个问题。为什么？原来所谓的“黑九”是段李生写给谢振华的一封信，是他给谢振华的九条工作建议。王千起初并不相信。他认为段李生要为谢振华负责。听了段李生的承诺后，他们不禁争吵起来。王千说，即使你写了九篇文章，谢振华也会读，这是他的想法。段李生回敬道，谢振华仍在读毛选。毛泽东思想能成为谢振华思想吗？鉴于王千没有公开纠正这一事件，段李生在会场外张贴了一张大字海报，解释说“九项”是他对谢振华的工作建议，不是谢振华制定的任何指导方针。这件事不能再批准了。

会上，一些人当面揭露了谢振华，说谢振华在1970年8月庐山会议上“嘘”了林彪。事实的确如此。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在那次会议上，陈伯达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中关于天才的几段话。林彪说毛泽东主席是个天才，应该是国家主席。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们表示支持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和中央副主席林彪的建议。当时，毛泽东和他的继任者林彪已经秘密作战很长时间了。在是否设立总统的问题上，他们有自己的不通知任何人的政治意图。但是，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般成员，如何理解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之间在是否设立全国主席的问题上会有矛盾呢？再说，一个国家怎么会没有脑袋呢？支持一位伟大的领导人当总统会错吗？只有当毛泽东点名批准陈伯达，把林彪放在一边的时候，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们才按照伟大领袖的口吻重新开始谈话，停止讨论建立总统的问题。这些中央委员当时表示支持林彪邀请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的态度。后来他们被称为“嘘声”。目前，有些人在批评谢时提到了这件事。他们似乎真的“见过”针对谢振华的“红色刺刀”。会议立即传来一声吼叫，向谢振华老实交待。谢振华冷冷地说:“庐山会议上不止我一个人起哄！”自然，有人问还有谁在那里。谢振华仍然冷冷地说:“我不能说，我们现在已经在球场上了。”与会者立即明白了。主持会议的陈永贵在庐山会议上也被哄着。林彪说毛主席是个天才。毛主席不是天才吗？林彪要求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他能不支持吗？至于这位伟大的领袖和他的继任者对此事的看法，他们的政治意图是什么？在那一年庐山会议上，陈永贵没有比谢振华更好的了。

陈伯达是1969年中共九大后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政治局常委。他曾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访问过山西。作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自然不得不陪同陈伯达进行视察。陈伯达将从山西访问内蒙古自治区。谢振华把他送到呼和浩特。有人也揭露了这件事，说谢振华“有一阵子”跟着陈伯达。告密者说得很肯定，但会议室里有窃窃私语。告密者成了那天餐桌上嘲笑的对象:“如果你的孩子能爬到省委书记的位置，中央会下来到政治局常委会视察，看看你的孩子能不能比任何人跑得更快！”

由于话剧《三尚涛风》，谢振华每天都在会上受到批评，而山西文艺界也成了清理的焦点。《三尚涛风》的创作者和表演者要么受到批评，要么受到深刻的审视。省戏剧研究室有一位戏剧评论家赵云龙，他与戏剧《三尚涛峰》无关，因为他写了一篇尚未正式发表的文章。他对江青在文艺创作中推广“三大亮点”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也成为清理的对象。受到批评后，他自杀了，以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为代价，默默反抗“文化大革命”。

起初，读了朱兰在报纸上写的文章后，柳永并不认为这种事情与谢振华有任何关系，也不认为江青会天天批评林弼孔，把谢振华当成坐享其成的人。他还没来得及理清思路，太原的街道就陷入了混乱。被忽视了几年的海报和标语出现在省会太原。前红色中央车站的核心成员现在要为杨成功被谢振华之剑杀死报仇。一些人以反潮流战士的笔名，开始用海报和口号炮轰谢振华。他们的炮弹包含以下内容:谢振华反对陈永贵是反大寨的，反大寨是反毛主席的；谢振华对“三桃峰”的支持是为了推翻刘少奇的信念。更可怕的指控是，谢振华向毛主席总部的陈永贵开枪，并把陈永贵的黑色材料整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