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剧三号桃峰

1972年，山西省柳林县山西剧团成立创作团队，将山西青年剧团团长许石清创作的《三桃园》改编成《三桃峰》，参加吕梁地区(今吕梁市)的戏剧演出。8月，县剧团以话剧《三尚涛风》参加了山西的文艺演出，并在全省各地演出了266场。观众总数超过30万，受到群众的好评。湖南、浙江、陕西等省的许多文艺团体相互接触，并邀请他们到那里演出。他们移植并排练了他们的剧本。它们变得非常受欢迎。

1974年2月，山西省文化局组织了一个创作小组，进一步修改柳林县金剧团演出的剧本。柳林县金剧团代表山西参加华北地区的戏剧演出。演出期间，剧本《三尚涛风》被诬告为“推翻刘少奇案件的毒草”，并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同年2月9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发出紧急通知，立即停止在全省演出“三尚涛风”。柳林县山西剧团团长被围捕，演员也受到了冤枉。

1978年9月1日，《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对山西戏剧《三尚涛峰》进行了修复。中共吕梁地委和柳林地委随后决定彻底恢复“三尚涛峰”事件受害者的组织、出版物和个人。当时，柳林县金剧团正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演出。接到好消息后，只用了10天就为“三尚涛风”的恢复演出做好了一切准备，并赶往吕梁区离石市(现在吕梁市不在市内)进行[1号的述职演出。

《三尚涛风》也是“金歌剧皇后”王爱爱、丁白金歌剧表演艺术家刘汉银和普歌剧演员温项峻的代表作。

山西晋剧团1974年演出的《三尚涛风》原本是一部非常普通的现代剧，是一部赞美社会主义新时尚的现代剧。为什么它受到了全国的批评，甚至带来了无法解释的厄运？原因很简单。这与王广美在“四清”运动中的“桃园经历”有关，更与她“蹲踞”的村庄有关。

关于60年代上半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四清”运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几个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得出如下结论:“1963年至1965年，在一些农村和少数城市开展的基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问题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把这些问题都看作是阶级斗争或党内阶级斗争的反映，许多基层干部在1964年下半年受到了严重打击。1965年初，他们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把所谓的“资本主义当权派”纳入党内...然而，这些错误并没有达到当时主导大局的程度。“这个结论是客观和中肯的。作为在此期间参与“四大清理”的前一个人，我有自己的经历。

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王广美同志以“董普”的笔名在河北省阜宁县鹿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做“四清”，公开担任河北省公安局局长。在“四清”运动中，她写了一篇“桃园经历”(即一个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1964年9月11日，她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把它送到全国进行研究。没想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会发生悲剧。

形而上学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峰。如果一个人站着不动，他过去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如果他被推翻，他过去的一切都会变得错误，甚至反动。按照这个逻辑推论，因为刘少奇被推翻了，王广美也必须被推翻。王广美被推翻后，她用中央文件传到全国的“桃园经历”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夜之间承受“大毒草”的冲击。既然“桃源体验”是一种“毒草”，那么与“桃源体验”相关的一切自然都是错误的或反动的。就这样，“桃园”引发了一场戏剧风暴。

有点戏剧性。在那些日子里，“四清”驻扎在广美的桃园大队曾经有这样一件事:桃园大队的第二个生产队从20公里外的关羽公社的一个生产队那里买了一匹高大的“菊花绿”马。虽然这匹马看起来又胖又壮，但它是一匹病马，很快就露出了它的馅。卖马的生产团队认为这样做有害于他人和道德，所以他们向对方退款，并把马拉回来。桃园大队有更高的作风，不仅拒绝撤马，还派人拉动物互相支援春耕。后来，当马真的死了，卖马的生产队坚持要退钱和另一匹马，而桃园大队坚决拒绝接受这样的事。不用说，这是当时、现在和将来都值得称赞的社会主义新时尚。因此，当时《河北日报》和《人民日报》都对此进行了报道，对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1966年初，山西晋剧团根据这匹马的传播，改编了一部大戏《三桃园》，歌颂社会主义新时尚。我没看过京剧，但在1966年初我看过北京青年艺术剧院上演的戏剧《春风柳》。这是一回事，但标题不同。戏剧比传统歌剧更有活力，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传统戏剧都被批准为“首都密封”，现代戏剧必须由各种剧团演出。因为很难创作出新戏，山西晋剧团认为“文化大革命”前夕排练的“三桃园”主题是积极的，应该继续演出。然而，为了避免人们怀疑王广美与《桃园》有关，该剧的片名改为《三桃峰》，情节保持不变。但他们出丑了。王广美已经被发现了。他们怎么能称赞王广美蹲的村子呢？这不是一只着火的灯蛾吗？他们的政治嗅觉太迟钝了。他们不仅继续在当地演出，还被北京抓住了。

1974年1月23日至2月18日，华北地区的文艺演出在北京举行。晋剧团的“三尚涛风”出人意料地去参加了“演出”。这出戏一旦在舞台上上演，就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四人帮”的亲信借此机会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尚涛风”事件。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对金剧《三尚涛风》进行评论，称《三尚涛风》是《三三桃园》的复制品，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文学反映”，是“刘少奇案件的逆转”。3月30日，余慧勇在文化部会议上批准林和孔子的讲话中进一步表示:“刘少奇推翻此案并非无意，而是有人支持、批准并精心策划的。演出结束后，山西晋剧团被专门留下来继续演出，受到全国的批评。演员被允许表演“毒草戏”以供批评，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轶事，所以演员在表演期间不能进入剧情，被迫在舞台上大声哭泣，直到戏不能继续。自河北省发生“三尚涛风”事件以来，同年2月，省会石家庄召开了一次万人大会专门批评“三尚涛风”，随即掀起了全省批评“三尚涛风”的高潮。

这还没有结束，批评的范围正在逐渐扩大。因为“三尚涛风”的内容与马有关，所以在那个时期出现在新剧目中的所有动物，如牛和马，都被“挖掘”出来以供批评。例如，湖南古画歌剧《还牛》是根据1966年1月27日人民日报时事通讯《两头牛的风格》改编的。该情节也是对新社会和新时尚的赞颂。原本与桃园无关，但也成了“三桃峰”的“姐妹毒草”，受到了极大的批评。余慧勇说:“无论是‘还牛’还是‘送马’，都是一种赞美刘少奇和王广美的商品！“

从“四清”到“桃源体验”，从“桃源体验”到“桃源”，从“桃源”到“马”，从“马”到“牛”...一系列集体惩罚，今天看来很奇怪，但这确实是20世纪70年代初共和国的一件大事。不用说，当时我亲自参与了这些批评。那时，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才明白这一点。